作者：《农财宝典》新牧网 记者 王之娴 曾慧玲

日前，由北欧农庄在连云港建设的养猪公司北欧农庄宣布破产的消息引起行业关注。据悉，猪场按照丹麦标准建设和管理，从2018年起，累计亏损了超过5.7亿克朗（6亿人民币）。

这让行业中人不禁感叹，即便是一直被奉在养猪界神坛的丹麦人，也很难在中国养好猪。实际上，近20余年来在中国投资养猪的外企众多。外资在中国养猪，既有其独特优势，也需要克服诸多挑战。

外资中国养猪，主要3种模式

中国是最大的生猪养殖和消费国，生猪养殖量占全球50%，外资在中国投资猪场，自然是看好中国养猪产业市场空间。

据了解，外资在中国养猪主要分为三大类：独资建场（建群）、合资建场（建群）且参与运营、仅资本投入。在中国投资养猪的外资性质主要也可以分为三种：专业种猪企业，国外农牧集团，国际投资机构。

例如，1996年英国专业育种公司PIC成立中国公司，目前在中国拥有6座核心场，其中4座是独资，2座是合资，均由自有的团队进行管理。

2008年美国华特希尔与唐人神集团合资兴建湖南美神育种有限公司，为曾祖代级原种场。

泰国正大集团在湖北、河南、江苏、甘肃、云南、陕西、贵州、河南、安徽、江苏、四川、湖南、广东、内蒙古等省均建设了自有猪场，年出栏超1000万头，是在中国布局体量最大的外资养猪企业。

全球知名农业食品投资基金璞瑞基金（Proterra）和美国排名第三的养猪企业派斯通（Pipestone）2013年在山东投资成立瑞东农牧，目前拥有4个母猪场，共有能繁母猪2.4万头。

法国最大猪业全产业链企业Cooperl2013年投资2500万欧元在河南建设全资子公司河南科普利信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由泰国正大集团（卜蜂集团）和美国大陆谷物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的大型综合性畜牧企业正大康地，于2020年正式成立养猪板块，并在广东梅州建立了核心种猪育种场。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日本最大的食品集团旗下日本盛万樱农场株式会社2002年在河南合资成立了万东牧业。

国际资本单纯通过真金白银入局中国养猪业的案例则包括，2008年高盛亚洲投资基金在湖南、福建等地全资收购超过10家专业化养猪场；2008年德意志银行以6000万美元收购上海宏博养猪场30%的股权，参股天津宝迪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国际金融公司向河南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1000万美元股权投资用于扩大产能；2014年，中粮肉食投资有限公司与厚朴基金、KKR、霸菱亚洲、博裕资本等四家私募股权基金共同出资设立了大型生猪养殖加工项目等。

外资企业在育种、养殖技术理念等方面具有优势

近30年来，中国养猪业处在从传统向现代、从散养到规模化发展的时期，国外长期以来都是国内养猪业学习的对象，这也为外资打开中国市场创造了土壤。

瑞东农牧运营总监段连茂认为，外企在养殖技术理念、生产管理、设施设备等方面均具有优势。譬如非洲猪瘟后火起来的空气过滤系统，瑞东农牧在非瘟之前就有做到。以及，瑞东农牧在很早之前就组建了高标准的自有车队，在行业中是具有前瞻性的。据悉，瑞东农牧单个项目投资额达到1亿美金，生物安全上就花了6000多万人民币，这在当年看来是非常惊人的。

他还认为，外企在管理文化上更加人性化，员工工作压力更小，团队氛围更融洽，整体上团队更稳定。

福建省畜牧业协会会长、福建永诚农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薛永钦认为，国外种猪企业在中国优势较大。“过去国内真正做育种的企业非常少，基本上就是从国外引种进行扩繁。国内外育种水平差距明显。”薛永钦说，因此中国的种猪市场对于国际育种企业来说是一片蓝海。

多年来，国外种猪企业进入中国独资或合资建设高标准的种猪场，对传播优质种猪基因，传递先进育种理念和技术，培育优秀本土种猪企业都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在中国建场，也便于国际公司更紧密地对接中国市场。

此外，从相关资料也可知，如今一些国内知名猪企飞速发展背后，也不乏国际资本的身影。国际资本投资中国养猪业，在推动养猪业快速规模化、集约化的同时，也享受到规模化进程带来的红利。

资深种猪领域专家林源（化名）认为，外资在中国养猪，总体来说对中国养猪业发展是件好事情，他们推动了中国养猪业技术进步，带来新的理念，助力提升了中国养猪业的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目前外资在中国的养殖体量还并不大，暂时也不需要担心对市场形成控制或垄断。

在非洲猪瘟暴发后的今天，业内多数观点也认同外企在养猪生产管理上依然有值得国内学习的地方，也有观点指出，在中国养猪要遵循中国的特点，因地制宜，不能盲目照搬国外模式。

佛山科技学院教授黄淑坚认为外资来华养猪的优势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评判，一方面要看其生产的猪肉是否比国内企业更便宜、更美味、更安全，另一方面要看其疾病防控和净化是否比国内做得更好。

部分外资企业退出中国养猪

外资在中国投资建设猪场并不都是成功的。从统计中可以发现，目前国内由专业育种公司投建且主导运营的猪场仅有PIC依然存续。其余仍在运营的如科普利信、正大康地、泰国正大、瑞东农牧等，投资方多是主业涉及面更加广泛集团企业。

外资种猪公司在中国建群养猪的尝试在近十年里似乎并不一帆风顺。

例如，荷兰托佩克于2002年在中国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并在湖北、安徽和山东等地建设了核心猪场。如今托佩克湖北、山东猪场均已不再经营，安徽萧县托佩克雨润种猪场已完全属于雨润集团所有。

加拿大海波尔公司2006年与新希望六和合作成立了山东海波尔六和育种公司，如今该公司已处于注销状态。目前海波尔在中国主要以销售进口种猪为主，已无投资猪场。

美国华多公司于2006年前后进入中国，分别与北京六马、广垦集团、重庆美德实业、福建永诚集团等国内企业合资建设了种猪场。广垦沃而多原种猪场已于2017年完全由广垦持股。华多与美德实业、福建永诚合资的猪场也均已未再参股，与北京六马合资的猪场非瘟后已未在运营。目前华多公司主要以种猪和技术支持的形式与国内企业开展合作。

北欧农庄于2010年12月在连云港投资建设核心场，建设有GGP和GP母猪场，总体设计存栏15000头母猪，今年已经宣告破产。

英国JSR遗传育种有限公司2010年与湖北金旭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湖北金旭爵士种畜公司，总设计规模为存栏经产纯种母猪约5700头。据了解，该猪场在疫情中受到了冲击。

外资种猪企业更倾向轻资产运作

行业中人认为，外资种猪企业放弃在中国养猪一定程度与中国的市场有关。

一是中国养猪业市场行情波动较大，如果不清楚中国的猪周期规律，投资建设猪场养猪有很大的亏损风险；二是中国市场培育周期太长，且国外种猪企业收取基因费的模式在中国不好推广。

“比如PIC采取的是成本价销售祖代或曾祖代纯种猪，然后根据客户所购买的纯种猪繁育的用作繁殖的后代数量来定时收取基因费的模式，这样可以锁定客户，稳定获得育种收益，客户也可以定期获得稳定的遗传进展。但是在中国种猪市场的习惯是一锤子买卖，引一头种猪就是出一头种猪的钱，可能几年后性能退化了才需要再引一次猪。”一位接近PIC的行业人士向记者透露。

“一锤子买卖”的市场习惯，使得这些外资种猪公司的业务量难以支持自建猪场的投入。久而久之，这些种猪企业发现在中国建群，不如直接从国外进口种猪。

自建猪场投资高，周期长，对国外育种公司而言，如今的确更倾向轻资产运作。PIC是目前在中国投资猪场最多的国际育种公司，在陕西、辽宁、贵州有4家独资场，在内蒙古和陕西有2家合资场，据悉均为租赁场。PIC还与国内多家猪企合作，签订回购协议，相当于国内的猪企帮助PIC代养一些种猪，这种模式有助于低成本建群。

非洲猪瘟之后，国内养猪业趋于集团化，养猪份额更集中在大企业，养殖数据更细化，企业逐渐发现种猪更新的优势，与育种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定期收取基因费的模式才逐渐被客户接受。

外企在中国养猪本土化是关键

养猪难，外资在中国养猪面临诸多挑战。

林源认为，外企在中国运营猪场首先面临本土化的难题。在管理理念上，中西方有很大差异，往往是外国人管理，中国人来落实，这中间就会存在一些落差。中国的经营环境和国外也有区别，比如在跟政府打交道上，外资是不擅长的。

段连茂也认为，本土化是外资在中国养好猪的关键，国外有技术和理念的优势，需要中西结合，才能把优势发挥出来。“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和行业规律，还需要培养中国的管理团队，没有本土团队完全照搬国外的理念来做是很难的。”据悉，瑞东农牧在中国养猪已有10年，稳定的本土团队在这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复杂的疫病环境是另一大挑战。薛永钦表示，国内外的猪病情况是很不一样的，一些国外种猪场不打疫苗，但在国内是不可能不打疫苗的。业内人士还表示，尤其在非洲猪瘟发生后，一些外资猪场没有长期与非洲猪瘟战斗的经验，人员不习惯非瘟时代的高压管理，导致损失非常大。

为了更好地在中国生存，外资在中国养猪多会选择跟国内企业合作。好的合作伙伴能让外资尽快适应中国环境。薛永钦认为，外企有技术上的优势，国内企业有国内饲养经验和营销团队，合资更有助于国外企业本土化。

但合资在运营难在技术路线和管理要求的执行落地。薛永钦谈到，一般就合资种猪公司而言，外方负责技术，中方负责管理和执行，但在合作过程中，很难按照按照外方的技术路线不折不扣执行。

“因为育种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又是一项非常体系化的工作，需要很多环节拼凑在一起才能形成育种方案的落地。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一些管理不善或理解不到位的，久而久之国外的做法就延续不下去。福建永诚现在与华多公司是深度合作，像福建永诚这样能够不折不扣理解和执行国外育种方案的其实非常少。”薛永钦说。

总体而言，中国的市场很大，外资参与养猪的形式还可以有更多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