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川龙泉龙一美女(卧虎山不会忘记——父辈们和“邵大娘”的那些往事（20、21）)

卧虎山不会忘记

——父辈们和“邵大娘”的那些往事（二十）

1937年12月27日，日军占据济南和周村（原属长山）后，兵分两路，一路沿津浦路南下，一路沿胶济线向东推进。

面对日寇的猖狂进犯，国民党军驻胶济铁路东段的第五十一军仓皇逃往徐州方向，青岛的沈鸿烈也在29日率领海军陆战队及青岛政府机关等撤向临沂一带。淄博、青岛、烟台及整个胶东地区全部落入敌手。为了自保，章丘、长山，淄川、博山等各县区的国民政府要员也纷纷携带家眷细软四处逃离。

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在长山中学任教的共产党员廖容标、姚仲明、赵明新和校长马耀南趁机发动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夜袭长山城，炸沉日本船，激战三官庙。此时，有的爱国志士也自发地揭竿而起成立抗日武装抵制日寇。各地的土匪、恶霸、地痞流氓也趁乱扯起“抗日”旗号，组成地方武装纷纷抢占地盘、圈地为王。

1938年1月，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对山东天福山、黑铁山、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后的战略布局和战术规则给山东省委发出指示信，要求将发动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为中心工作，重点放在鲁中地区，顺势依靠新泰、莱芜、泰安、邹县努力向东发展。

延安时期的毛主席

鲁中地区沦陷初期，侵华日军忙于南下作战，敌占区仅靠通过设点来维持南下交通线，日伪政权尚未及时建立；国民党的县乡政权正忙于亡命逃窜，使得各县区域内出现了权力真空。而对于这个真空地带，日寇和国共三方，都想尽快地据为己有。

然而，乱世袅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抢先占领这些真空地带的却是不断涌现出来的大量地方武装、民团势力，土匪地痞，还有当地的各种会道门势力等。

例如，在莱芜县就有伪县长谭元村在反共头目秦启荣的怂恿下抢占县城自任县长，在莱芜东部有“中央道”(也叫九旅)，西部有“硬拳道”(也叫红会)。

在章丘县，土顽翟毓蔚霸占了章丘县的北半部，以高松坡、程学通、王连仲为首的土顽霸占了章丘县的南半部。

在淄川县有罗村镇河东村的道会组织“铁板会，”淄西地区黄家峪的赵子中部，还有占领淄川东部山区的土匪武装翟超、杨大山、唐耘三等。

在博山县也有池上村一带长期活动着的道会组织“堂天道，”，博莱边境也有“罡风道”及县域内的“中央戊巳会”、“善友会”、“天明会”、“天门会”、“顺天道”、“青山道”等等。

在这些地方武装势力中，大部分在抗战初期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是打着抗日保家的牌子而组织起来的地主武裝,当形势一变,他们就摇身一变、投降日寇或国民党反动势力，忠实地充当日寇和国民党的走狗。

如莱芜县的“硬拳道”万余人驻守在鲁西、西牛王泉和何家官庄一带,控制了莱芜广大平原，先是接受山东抗日统一战线的建议，改编为山东抗日独立师，后又投降日寇和吴化文部与人民为敌。“中央道”驻守在三山、徐家店、苗山、口镇一带,控制了莱芜东部广大地区。章丘的翟毓蔚、高松坡、王连仲等不但霸占章丘，还扩展到淄川、博山、莱芜县境内，他们都是日寇或国民党反共势力的忠实爪牙,坚决地与我抗日军民为敌,经常地配合敌人出动清剿和扫荡，残酷地屠杀和迫害人民群众。

当然，这其中也有的例如淄川“铁板会”和淄西“赵子中部”等真心为了抗日，但因缺乏正确组织领导、势力薄弱、装备落后、经验不足、轻视敌人而惨遭日寇镇压的“铁板会惨案”和“黄家峪惨案”。

1938年1月23日，韩复榘被枪毙的前一天，蒋介石任命沈鸿烈为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并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

沈鸿烈上任后凭借“合法政府”的名义采取“防共、溶共和反共”方针，并不断制造反共摩擦。

为了抢占地盘，沈鸿烈通过向各县区委派专员、县长等手段限制、破坏共产党和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力量。又以整军为名将周围散落的国民党部队进行整编，置于自己的统一指挥之下。此时，受国民党控制和影响的各种大小武装势力，多达十五万人之多，虽然这些“草头王”为了图谋各自的利益并不完全听从沈鸿烈的指挥，但在反共等根本利益上他们却是沆瀣一气的。

而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壮大，但总兵力尚不足三万人。而且还存在着部队组成人员成份复杂、斗争经验和战斗力缺乏，训练有素的指挥员和政治、军事管理骨干严重不足、部队后勤生活供应缺少支撑等问题。

为了更好的加强党对山东工作的领导，坚持在统一战线政策中独立自主地开展斗争，有效保存有生力量，积极开展游击斗争，伺机打击敌人，进而广泛发动人民群众，逐步建立稳固的抗日根据地。省委书记黎玉一方面亲自去延安，向党中央全面汇报山东的工作，请求中央增派领导骨干来强化山东的工作。一方面调整和加强了省委的组织领导，确保刚刚诞生的抗日人民武装，努力克服实力薄弱，后勤供应和武器缺乏等诸多困难，在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多重反动势力的挤压之下，坚定信心，不懈努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坚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积极抗战、打击日寇、扩大影响。

省委书记黎玉同志

1938年2月，国民党顽固派沈鸿烈依据蒋介石刚刚制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向中共山东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大搞“摩擦”活动，提出“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动口号。沈鸿烈在沂源鲁村召开的山东省军政会议上，明目张胆地制定了“限共、溶共和反共”政策，实施“统一划分防线”、“枪不离人，人不离乡”、“统一行政，军不干政”、“给养粮秣统筹统支”等军令措施，通过限制甚至扼杀八路军游击队及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

卧虎山不会忘记

——父辈们和“邵大娘”的那些往事（二十一）

1938年3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黄埔军校六期生）令其所部第九梯队司令谭远村乘日军退走占据莱芜，组织县政府自任县长。并屡与徂徕山武装起义部队--第四支队搞摩擦。为顾全大局，四支队撤出莱芜，去往淄西地区的马棚村与黑铁山起义的第五军会师。

沈鸿烈为了进一步限共、反共，还将秦启荣活动地区的邹县、滕县、曲阜、泗水、淄川、博山、益都、临沂、泰安、新泰、莱芜等11县划为山东省第十二区行政专区，以秦启荣为特派员（后为专员）和保安司令，统辖该地区的党政军务。

蒋介石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后，立即任命秦启荣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山东支团筹备处主任、中央团部候补干事，于山东各县设立分团部。年底，秦启荣又被沈鸣烈任命为山东省政府委员兼山东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秦启荣实权在手、野心膨胀。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之后，秦启荣更是积极行动，不但与沈鸿烈共同策划“反共”、 “限共”阴谋，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压制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还忠实执行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专门与共产党、八路军作对。残酷镇压杀害共产党和革命志土，先后制造了淄川的“太河惨案”和“淄河事件”以及莱芜的“雪野事件”等，残酷杀害共产党干部、革命战士数百人。仅在“太河惨案”中，就有两百多名抗日战士和多名高级干部被枪杀，直接让毛主席无比震怒。而策划这起案件的正是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第5纵队司令员秦启荣，具体指挥实施的是其部下王尚志，两人都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的得意门生。

淄川和博山是日寇侵占和攫取矿产资源财富的重要区域，也是日本军队严格布防、控制的重点。为了维护日本侵略者“大东亚共荣秩序”的反动统治，日军很快就开始建立战时统治秩序，他们四处网罗地方反动势力，进行欺骗宣传，开展所谓“宣抚安民”活动，对敢于反抗他们的民间组织进行“招抚”，招抚不成，就进行血腥镇压。

1938年1月30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日军授意淄川县“维持会”会长招抚“铁板会”不成，便包围了位于淄川城东北罗村镇锦川河东岸的河东村。

日军冈崎部队200多人在汉奸李德水的带领下，于凌晨4点将村庄团团围住。日本兵从四面八方恶狠狠地向村内扑来，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所到之处鸡犬不留。日军一边杀人一边放火，村庄到处浓烟滚滚，烈火熊熊，子弹的啸叫声、瓦砾的爆裂声、大人小孩的哭喊惨叫声连成一片，整个村庄变成了血腥屠场。

第二天，日本兵又到相邻的罗家庄、牟家庄和邢家庄，杀害了32名村民，还派飞机在河东村上空一带狂轰滥炸。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兵在这次暴行中共杀害村民300多人，伤残30余人，有42户人家被杀绝。

1938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三）拂晓，日军冈崎部队又突然包围了杨家寨，以追查“铁板会”的名义残杀无辜村民。杨寨惨案中，共169人被日军杀死或烧死， 20余户被杀绝。

1938年2月4日（农历正月初五）天亮前，日军又以追杀“铁板会”的名义突然包围了淄川区龙泉镇的龙口村（现为龙一、龙二、龙三、龙四村），枪杀54名铁板会会员。4月4日，日军又以搜捕抗日游击队为由，再次包围了龙口村。从四面点起大火，焚烧民房，将全村烧成一片火海。杀死4人。日军两次烧杀龙口村，共杀害58名铁板会会员，烧死牲畜200多头，烧毁房屋2300多间，全村3000多人无家可归。

“七七事变”后，赵子中在淄西黄家峪村成立抗日武装，他们常在王村一带打土匪、捉汉奸、袭铁路，打击日本侵略者，黄家峪村便成了日寇的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

1938年6月26日（农历五月二十九日）凌晨3时许，驻胶济铁路普集站、大临池站、王村站的日伪军约600人，扛着机枪，拖着大炮，抬着云梯，气势汹汹的分三路包围黄家峪村。

日寇先是四处纵火。待全村陷入一片火海，居民四出外逃时，日军乘机用机枪、刺刀大肆屠杀。逃到村南的人遭日军机枪、大炮轰扫，尸横遍地。逃往东沟红石门的，被埋伏在东坡的日军迎面截住开枪射杀。然后日军进村肆意杀戮。

黄家峪北山上的北庄子，40多户人家大部被日军屠杀。赵子忠部则在西红石门草碾子岭上与日军接战，死了120人。“黄家峪惨案”共被日军杀害244人，重伤49人。

1938年的10月3日日（八月初十）凌晨四点钟，日军调集淄川、洪山、轻金属三处日、伪军600余人，由汉奸李代玉带路，包围了距离淄川城区东约30多里的佛村。

平时，常驻佛村的我方党、军、政人员有：十四中队150余人，淄博矿区职工抗日联合会，临淄部队60余人，妇女会流动工作团及某部队少数留守后勤工作人员100人左右；历城县特务连（10月2日晚刚驻进佛村）100人左右。同时，佛村还是八路军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杨国夫及孟金山、高光宇、张天民、孙学之等领导同志经常去的地方。日寇此来预谋将我党政领导人和部队官兵一网打尽。

此时，我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早已撤离此地，驻守的部队大部分也外出执行任务，我方驻佛村的力量极为薄弱。

当在小南山门楼上站岗的自卫团战士发现敌情，打枪报警时、人们才从梦中惊醒扶老携幼向村外涌出。日军迎面机枪扫射后进村烧杀一直到十点多，这场洗劫共杀死无辜百姓49人，伤5人，驻村党、政、军人员牺牲40余人（其中历城县特务连死亡30余人，淄博矿区职工抗日联合会文书孙成伦等6人牺牲，县妇救会主任舒和同志也在事件中牺牲）。

日寇在淄川一边对我党和人民的反抗残酷镇压，一边在各处设立据点和碉堡，“分割”、封锁，“强化治安”，实行“三光”政策，反复“扫荡”，处处制造白色恐怖，严密封锁我党鲁中区与胶东、清河地区的交通要道。 淄川县委、县政府所在的淄东抗日根据地形势严重恶化，急需进行战略转移，向西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